中国经济已走到了一个必须“转型发展”的关键期，即由比较粗放的发展转向科学发展，由资源的低效高消耗转向资源的节约高效利用，由牺牲环境转向环境友好，由投资、出口驱动转向内需、创新驱动，由低端产业的规模扩张转向高附加值高质量的发展。

 

 

 

能源科学发展是国民经济和全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。21世纪上半叶，中国经济将经历快速增长阶段、平缓增长阶段，然后过渡到中低速增长阶段，并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。过去的30年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，成就巨大，但也积累了一系列不平衡、不协调、不可持续的深层次矛盾。中国经济已走到了一个必须“转型发展”的关键期，即由比较粗放的发展转向科学发展，由资源的低效高消耗转向资源的节约高效利用，由牺牲环境转向环境友好，由投资、出口驱动转向内需、创新驱动，由低端产业的规模扩张转向高附加值高质量的发展。就能源而言，“十五”以来我国能源消费总量过快增长，10年增长2.2倍，给资源环境带来巨大压力。我国GDP目前占世界生产总值不到10%，但能源消耗已经高于20%，能源排放的污染气体居世界首位，温室气体占世界总量的25%，GDP的能耗、污染排放和碳排放都过高。我国煤炭的年产量已达30亿吨，其中只有不到一半符合科学产能的要求，多半产能达不到安全生产和保护环境、生态的国际标准。资源和环境代价过重、结构不良、效率偏低和能源安全是我国能源存在的主要问题。我国能源必须改变粗放的发展方式，开创一条科学的、可持续发展的新型道路，必须“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”谋划今后的发展。

 

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战略，可表述为“科学、绿色、低碳能源战略”，其基本思想可概括为：加快调控转型，强化节能优先，实行总量控制，保障合理需求，优化多元结构，实现绿色低碳，科技创新引领，体系经济高效。其内容要点如下。

 

 

转变能源供需模式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里的关键在于对能源供需的科学分析评估，而不是按粗放高速增长作惯性外推预测。为了科学评估能源供需，要回答两个问题：一是能源科学供给能力是多少，其中包括对煤炭科学产能概念的认识、对其他能源发展潜力的技术、经济分析以及对环境容量制约因素的分析。二是未来能源持续高速增长是不是合理的需求。

 

 

煤炭科学产能是指在安全、高效、洁净、环境友好的条件下生产煤炭。根据煤炭组专家的判断，符合科学开采的煤炭产能在20年后预计可达到34亿～38亿吨，而我国现在每年生产的30亿吨原煤只有不到一半符合科学产煤标准。假设2020年我国就可实现科学产能34亿吨（24亿吨标煤），再加上水电、油气、非水可再生能源以及核电等可预计产能，则2020年的科学供能约为40亿～42亿吨标煤。当然，实际的经济运行很难完全达到科学产能的要求，可能超过几亿吨，若超过很多，只有靠粗放挖煤来实现，导致资源、环境的约束进一步趋紧。

 

国内生态环境制约因素不断加强。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当年GDP的3%～4%，一些污染严重地区的环境污染损失已经占到GDP的7%以上。环境污染已对人体健康产生明显影响。城市空气中颗粒物污染导致的健康危害在城市病死因中所占比例达13%。环境污染与能源结构和粗放发展方式关系密切。

 

 

表1为2000年与2009年几种高能耗产品产量对比。由表中可知，我国高能耗产业已进入饱和期，可以满足相当大规模的基本建设需求。现有产能可满足每年完成25亿～30亿平方米建筑竣工面积、10万公里公路、7000公里高速公路、6000公里铁路、1500公里高速铁路和改建新建20个机场，已经超出合理建设规模的需求。同时，建筑节能、交通节能等领域节能潜力明显。三大产业结构调整节能潜力大。高能耗产业不应也不可能持续高速增长。

 

 

2050年前的40年，是我国能源体系的转型期。能源体系要从现在比较粗放、低效、高排放、欠安全的能源体系，逐步转型为节约、高效、洁净、多元、安全的现代化能源体系，能源的结构、“颜色”、质量都将发生革命性的变革。2050年后，我国将拥有一个中国特色的能源新体系，我国将进入比较自由的绿色、低碳能源发展阶段。我国未来的能源是可持续发展的，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判断。

 

2030年前的20年，是上述能源转型期中的攻坚期（困难期）。其间，要花大力气形成节能提效机制、实现新型能源（包括核能、可再生能源等）的突破、化石能源的洁净生产和利用、实现污染排放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。石油安全供应和替代、电力系统优化发展、农村能源形态的显著进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得到基本解决。

 

2020年前的10年，特别是“十二五”，是上述攻坚任务能否完成的关键期，是全面转向科学发展轨道的关键期。为经济转型实现重大调整，能源消费增长结构将有显著变化，节能、提效、减排取得新的明显成效，并逐步实现能源供需模式的转变，实现可持续的供需平衡以支撑科学发展。